阮元是清代名臣，其仕途一帆风顺，官列“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广受世人赞誉。其不仅在经史、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校勘方面有精深造诣，而且倡导学术、兴办教育、培育人才和刻印书籍，对于推动清代学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本文通过对阮元山东履职期间对济南影响力的传播进行研究，挖掘阮元对山东文化事业的推动作用， 尤其是对济南文化事业发展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一、阮元于济南的活动

（一）编书刻书搜金石

1.乾隆六十年冬，阮元到浙江上任，与当地士人谈及历下及山左风物，不由得感念明湖风月无边。于是提笔撰录自己在山左的事迹，在何元锡等人的帮助下，取怀念湖亭之意而成一书，题为《小沧浪笔谈》。《小沧浪笔谈》是以阮元山东任职学政期间的学术活动为背景所写的随笔疏记之作，多是记述作者提学山东时的见闻以及与友人、幕客的诗文随笔。文献价值主要在于补充阮元生平资料，并帮助后人研究《山左金石志》与《揅经室集》。

《小沧浪笔谈》中的诗作，题材广泛且丰富，有咏物、记事、唱和等。而与以前的研究对比，学者在探究阮元的诗学观念之时，过于重视阮元的专论或试论，忽视与文本的具体结合，影响了结论的广度和深度。《小沧浪笔谈》中的相关记载，不仅扩大了后世研究资料的取材范围，更是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和彻底性。通过《小沧浪笔谈》考察作者的思想根源和学术活动等基础信息，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对促进阮元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桐城派和骈文复兴等研究起到铺垫作用。[2]

2.金石之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遗留下来的铜器与石刻，而与传世的文献相比较，金石是保存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阮元深谙其理，致力于寻觅第一手证据，专注于对金石的探访和搜集。正是在广泛搜集金石碑刻的基础上，阮元编写了一部反映山东金石的书，因为古代山东在太行山之左，别称山左，所以将书名取为《山左金石志》。

在其研究之中，既有阮元本人的亲自实地调查，也有阮元分派其他人所做出的调查。书中对山东名物的考证十分精准，显示出了阮元极高的学术修养。每到一地，阮元总是亲力亲为、不辞辛苦。他多次深入穷乡僻壤、寺庙禅林，甚至是陡崖险谷，冒着生命危险获得最珍贵的一手资料。对待来历不明、背景模糊的金石碑刻，阮元一一进行详审和考证，不仅对金石碑刻的真伪、制造年份进行详尽考辨，还对有关金石碑刻的文字史实进行考证。阮元高度重视金石的考证工作，力求做出客观真实的判断，对后人有关金石学的研究大有裨益。

（二）提携后辈育精英

乾隆六十年，阮元告别了焦循、江藩、汪氏兄弟等扬州故友，渡江赴浙。在阮元担任浙江学政时期，浙江的学风在其影响下也为之一变，成为仅次于江苏、安徽而盛行汉学的地区之一。阮元在山东各地考试的时候，也延续这种学风：一反过去那种强调以八股文形式为主的呆板考试方式，突出天文、算数的运用，强调务实之精神和学用结合的理念。在嘉庆三年，阮元结束了浙江学政生涯，回京述职。诗人郭频伽的一首《送云台少宗伯入都》最能代表当时浙江学人对阮元在浙江三年期间的工作评价：

两浙轩录，千秋文选台。

清贫能养士，早达独怜才。

只眼看前古，虚心待后来。

文星芒角正，遥指近中台。[3]

在山东学政时期，青州潍县有13岁神童——陈官俊，他以一首《白桃花》得到阮元的提拔。而对于“术业有专攻”的大家，阮元更是大力提携，并且相互探讨学问，视之为友、不耻下问，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表现出对后辈学者的关注与栽培之心，并且得到当时学者们的普遍尊重。甘肃的张澍就是阮元在京通过选拔而被录取成为进士，后来在阮元的扶持下成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又如当时青州有一位叫段松铃的学子，精于金石之学，闻名遐迩。阮元得知有此人物后便请段松铃在山东各地搜集金石碑刻。段氏领命后，立即带领一些专门从事拓碑的工匠辗转山东各地。阮元主持风会50余年，被尊为学界山斗，他用自己的高尚行为为士林树立了榜样。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正是因为阮元的不拘一格广招人才，所以得到了当时学者们的普遍尊重。经过阮元的帮助，那些长期被湮没的人才得以涌现，有机会进入朝堂之上出谋划策。阮元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很好地保存祖国传统文化，大力振兴学术，还充分利用其自身优越条件开创了一代学术的宏伟大业。

文章来源：《文化月刊》 网址: http://www.whykzz.cn/qikandaodu/2021/0127/6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