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规，江西奉新人，南昌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史。

夏庆宇，辽宁鞍山人，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阶段

通常认为：从1915年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事实上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解读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在近代，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认为要想让工业进入中国，需要让“科学”这种意识形态进入中国；要想让“科学”进入中国，就必须摧毁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都不主张发展工业。

道家不主张发展工业，《老子》提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可见，老子认为：有高科技产品，也不应该用。

儒家也不主张发展工业，一直主张抵制奇技淫巧。孔子提出：“儒有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因此不需要武器设备。《礼记·王制》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

佛教更是不主张发展工业、人工智能了。佛教认为一切都是空，不应该执着。

中国古代也有主张发展科技、机器的派别，只是比较低调而已，这个派别想要依靠机器减少人的劳动。中国古代的这个派别包括墨家，鲁班为首的建筑师道士等。共济会的英文名称（Mason）指“石匠”，也就是建筑师，墨家、鲁班都是这个工种。墨家不是消亡了，而是如同共济会一样隐藏起来了。这个派别在促使天下变化时，就会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一些人，例如秦末的张良，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东汉末年太平道的张角、张宝、张梁，华佗，诸葛亮，元末的刘伯温等。

总之，西方国家出现工业后，也要让工业进入中国，所以必须打击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家、佛教的学说。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是科学、民主。科学的用意是为工业在中国的发展铺路，民主的用意是让中国发生革命。

西方国家为了将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都否定，为了使中国人觉得中国的历史一团漆黑，为了使中国人产生文化自卑感甚至民族自卑感，为了使中国人因自卑感而自己否定自己，为了使中国人与中国传统文化彻底隔离，为了使中国人彻底被西方文化洗脑，派出了许多人到中国否定中国文化、宣扬西方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例如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他终生的工作是抨击中国文化、质疑中国文明、宣扬西方理念。胡适的弟子顾颉刚等终生的工作是质疑、否定中国历史。他们堪称中国文化的杀手。胡适亲手“杀死”了中国古文。胡适倡导白话文，当时他为此提出的理由是：中国古文已经不被大众使用，已经死了。此后中国人很少学习古文，因此中国人开始看不懂古文；随着英语学得越来越多，汉语学得越来越少，几百年后中国人可能连中文白话文都看不懂了，届时，中国人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彻底决裂了，中国传统文化就被抛弃了。事实上，中国人如果坚持学习古文，古文就并没有死，直到民国，还有许多人能用古文写作；当中国人不再学习古文了，那时古文才真地死了。胡适用“古文已死”这种不实的口号，使中国人放弃学习古文，古文才真地死了。

在民国时期，中国是半殖民地，因此学习外语的人很多，这也是西方乐于见到的。民国时的北京大学“积极提倡学习外语，所有课程除国学课外，都用外语讲授。一时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又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羡。”当时中国人如果英语不好，就没机会读大学，没机会找到好工作——这是培养汉奸、打击坚守中国文化的人（一个中国人越是崇拜西方、鄙夷中国文化，外语才能学得越好）、传播西方文化、让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战略。这标志着在民国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殖民程度加深了。

新文化运动还主张废除汉语，鲁迅就持这种观点。民国时期，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相当不自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废除汉语仍是中国官方的目标。

事实上，汉语比西方语言先进，因为：第一，汉语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种长期广泛使用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具有跨越时空表达意思的能力，而表音文字不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即便有新事物出现，汉字通过组合就能表达新事物，不需要造新汉字，例如手机这个新生事物可以用几千年前的汉字表达出来。而西方语言需要对每一个新事物造出一个新词，因此西方的单词数量不断增多。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汉字的表意元素是明确的，西方语言以表音为主，表意元素比较混乱。第三，因为上一条原因，1000个常用汉字能覆盖约92%的常见书面资料，2000个汉字可覆盖98%以上的常见资料。汉字最多也只有几万个，而英语单词量已达到几十万个。第四，汉语言简意赅。表达同样的意思，汉语的篇幅一定短于西方语言的篇幅。第五，在输入电脑时，输入汉语的速度也比输入西方语言的速度更快。

文章来源：《文化月刊》 网址: http://www.whykzz.cn/qikandaodu/2021/0314/7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