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与编辑打交道，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封面设计与书影图片安排的讨论与争执。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书刊我经手无数也许过于迷恋，而如今的年轻编辑未能接触老旧书刊满脑子新潮审美，因此难免互不买账。有一次接到邀请与十几位编辑座谈，不知所云言不及义地聊了两小时后，我拿出十几本封面和版式特漂亮的民国书刊请她们观赏，她们连称“惊艳!”气氛为之一振。可是用实物来展示民国书刊魅力的机会少之又少，更可行的办法是在书里多搁插图吧。

梁得所主编的《小说半月刊》本文称梁得所主编的《小说半月刊》为“最美的小说杂志”，如果没有书影图片助阵的话是不敢夸海口的。这里的“最美”，特指专为杂志所绘的封面画、专为小说所作的插图等等装帧手段，而不讨论小说本身。小说之重要性，梁启超实早已阐明:“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的话写在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对这番话，我得多解释一句，所谓“最美的小说杂志”要限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不能与一二十年代的那些名牌小说杂志《绣像小说》《新小说》《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相提并论，那不成了“关公战秦琼”了么。许多年来，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关注着中国画报史(中国期刊史)奇才梁得所(1905-1938)。关于梁得所与《良友》画报的恩怨;关于梁得所与鲁迅、与张学良的交往;关于梁得所的“大众出版社”所出画报杂志;关于梁得所《猎影集》等单行本，我写的有七八篇文章了吧。今年是梁得所去世八十周年，他好像被世人彻底遗忘了，小文权当一个小小的追思。梁得所《猎影集》梁得所自《良友》画报辞职之后，旋即与黄式匡合办“大众出版社”，接连出版《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科学图解月刊》《文化月刊》和《时事旬报》五种杂志。我虽极端景仰梁得所，但是五种杂志我不可能全部收齐，只能集中有限的财力主攻《大众画报》和《小说半月刊》。那是个天道酬勤的岁月，生生被我淘到这两种名贵的杂志，不但全份一期不缺，而且两种杂志我都有副本(一套合订本，一套散本)。如此书运，今生今世，不可复得。《良友》所刊“编者梁得所近影”《小说半月刊》初名《小说月刊》，1934年5月出创刊号，定价“大洋二角”。梁得所将主调定位于“大众文艺”:“现在这本文艺刊物，就扔下菜单式的论著，端出点心式的作品，献给凡在实生活之外需要文艺调节的读者们。”(《创刊旨趣》)也许是过于迎合“大众口味”，也许是过于匆忙创刊，创刊号封面太不文艺太像小人书了。画面上一个土匪模样的人端着手枪，冲着桌子对面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猺王子，把手枪对住他:“我们原是朋友，今天我却要杀你!”非常失败的一张封面画，却出自创刊号里梁得所小说《大庚岭》的一幅插图。《大庚岭》里有四幅插图，李旭丹画了两幅，梁得所自己画了一幅，王少陵那幅上了封面。王少陵(1909-1989)，广东人，早年活跃于香港画坛，与王济远、汪亚尘及王季迁(己千)合称“四王”。看来插图是插图，封面画是封面画，拿插图充封面是个败招。第二期的《小说月刊》封面画依旧使用了插图并附有小说里的文字:“有一个穿灰布旧长衫的中年人，提了酒壶打酒，仿佛有点斯文样子。”小说而配插图，古今皆然。梁启超《新小说》杂志即主张:“专搜罗东西古今英雄、名士、美人之影像，按期登载，以资观感。其风景画，则专采名胜、地方趣味浓深者及历史上有关系者登之。而每篇小说中，亦常插入最精致之绣像绘画，其画借由著译者意匠结构，托名手写之。”《小说半月刊》连载的小说的插图1903年5月，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绣像小说》，在绣像之外，还有与小说故事展开相配合的插图。每回有图画二面，每面标出一句回目。郑振铎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更直截了当:“中国文学史的附入插图，为本书作者的第一次尝试。作者为搜求本书所需要的插图，颇费了若干年的苦辛。作者以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最原来的样式，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肺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门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非常突然地，第三期开始，《小说半月刊》面目大变!直观的变化有:月刊改半月刊，开本由十六开改八开，封面画就是专门的封面图画。定价还是大洋二角。梁得所对巨变没有一个字的说明，很奇怪。我只是从编辑“包可华 丽尼”改成“包可华 黄苗子”似乎看出了一点儿端倪。第三期“泳装女郎，水，热带鱼”封面画也是黄苗子的杰作，黄苗子的加入似乎促成了梁得所的变革。李辉在《〈小说〉上的美女与作家》里的这段话，部分证实了我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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