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餐是大部分中国人的进食法则，但以我们目之观察，中国有不少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南方地区，有许多人的进食法则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日四餐。这一天里的第四餐，也是最晚的一餐，?民间通常叫做“?宵夜”。

所谓“宵夜”（也称消夜、夜宵），按照辞书的基本释义有三——一指夜晚；二指夜间小食；三指吃夜间小食。

观照中国人饮食生活的现实状貌，餐饮行业对全国范围内的宵夜群体人数多寡和宵夜频次的规律得出一个大致结论：南方宵夜人群比北方宵夜人群多，纬度越低的地区，宵夜风俗越浓；纬度低地区宵夜人群消费频次比纬度高地区宵夜人群消费频次高；经济发达地区宵夜人群数和消费频次，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宵夜人群数和消费频次高。

先秦时期宵夜之奢侈

宵夜为什么是古人奢侈的一餐？

中国历史上的漫长阶段，人们的饮食习惯是一日两餐。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一日三餐已属奢望，一日四餐的可能性为零。

在商汤时代，先民已有定时吃饭的记载。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有计时历法可以使用，先民定时而食的习俗开始形成。在春秋早中期，楚国饮食文化深受中原饮食文化的影响，楚地饮食习俗和礼仪与中原地区相似，普通百姓一日吃两顿饭，第一顿饭叫“朝食”（又称“饔”），在一天12个时辰的第5?个时辰——辰时（食时）进食；把一天中的第二顿饭，亦即最后一顿饭叫“餔食”（又称“飧”），在一天中的第9个时辰——申时进食；并以早饭为主，晚饭为辅。

在先秦时期，不管是在中原还是楚国，一日能食三餐者，是贵族阶层独有的特殊待遇。如果一日经常能够食第四餐者，那么该人非王即侯。

《韩非子》载：“纣为长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箕子谓其等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意思是殷纣王夜夜狂欢醉饮，以致连日子是几月几号都忘了，问左右侍臣，侍臣也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他的门人说：“身为天下之主，竟然把日子都忘掉了，这是天下要发生祸乱的征兆。但是如果全国人民都忘掉日子，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我将有祸事上身的征兆。”于是箕子装醉，推说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

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说：“齐威王之时喜陷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

《韩非子》和《史记》中关于殷纣王和齐威王夜饮的记载及其评价，说明古代君主对夜饮的喜好，不仅只是奢侈，而且还一定不是正经君主应该有的作为。此外，宵夜是人们夜生活的产物。

古代的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据绝大部分，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种作息制度下，没有夜生活可言，一日两餐的普通百姓，更无宵夜可言。

周代至唐朝的宵禁政策

从先秦到明清的历朝历代，在朝代不断更迭中，不同规模的城市，屡毁屡建，但社会生活始终存在。不过大多数朝代的统治者赋予城市的功能，是政治、行政的功能远远大于商业经济功能。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权统治的需要，即外御敌人的入侵，内防被统治者的反抗及维系治安的稳定，大部分朝代的城市都实行了严厉的宵禁制度，直到辛亥革命后，才被彻底废止。

在统治者严厉的宵禁制度下，除了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城市居民能够在夜间外出活动外，一年中其余的日子不被允许在夜间活动，更没有了夜间在外宵夜的可能。

宵禁制度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秋官司寇》列出有“司寤氏”职位，明确“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这便是最早专门负责夜禁事宜的相关职司的记载。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文化繁盛，自由开放，气度恢宏，但统治者对宵禁丝毫不逊于前朝各代。彼时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长安城实行坊市制，“坊”是里巷的意思，多用于街巷的名称；“市”是指取集货物，进行买卖或者贸易的场所。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诗中说：

百千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

遥认微微入朝火，

一条星宿五门西。

这首诗说长安有十二条大街，街道整齐划一。央视科技频道《考古公开课?大唐遗宝》节目中详细讲解了唐代长安地图，印证了长安在唐代确实有十二条大街，街道格局整齐划一。

文章来源：《文化月刊》 网址: http://www.whykzz.cn/zonghexinwen/2021/0610/828.html